按照圣经里的说法，大洪水过后，人类都是诺亚的子孙，自然都说同一种语言。后来有人信不过上帝（会不会再来一次大洪水），就开始修建一座通天塔，想以此为筹码同上帝博弈。上帝心中不悦，就在人类中间区分出了不同的语言，人们语言不通、沟通不畅，造塔的事也就搁置了。

巴别塔的故事成为了千百年来经典的文学意象与文化意象，用来揭示人类在面对世界与内心时某种本质性的悲剧因素。但仅作一个故事来看，里面的漏洞其实不小，或者说人类造不出巴别塔一定还有语言不通之外的原因，不然只是烧砖、盖楼这样的事情，人们在不同语言转换的过程中面临“能指”与“所指”的复杂程度，并不会超过今天的一篇新闻特稿。

比如《发哨子的人》。

这是陆媒《人物》杂志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用受访者口述的方式，讲述了第一个将新冠肺炎消息在业内传播的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疫情出现以来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这篇文章在互联网端遇到了所有中国的内容生产者最担心也最熟悉的状况：被删除。

3月11日，中国网友自发行动起来，用各种不同语言让这篇稿件在互联网世界得以续命。这种努力甚至让“巴别塔”看上去就像是几千年前人类为某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失败而寻得的一个代代相传的借口——种类繁多的语言或许非但不会是阻碍，甚至可能成为某种助力。

这些对《发哨子的人》一文形成的助力包括但不限于：英文韩文日文德文越南文等各国官方语言，甲骨文，金文，西夏文，小篆，文言文，毛体（编者注：中国书法中的一种字体，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所创），拉丁文，古希伯来文，摩斯密码，16进制编码，盲文……

甚至还有“火星文”（中国大陆80后一代在玩QQ的年代用文字加表情符号创造的互联网亚文化），精灵语（《魔戒》中精灵族的语言），克林贡语（电影《星际迷航》中克林贡人的语言）。当然，网上流传的上述后两种语言，其翻译准确性很难考证，但已足够煞有介事。

也有网友将文章制作成“星球大战”片头模式的飞行字幕视频，并配上“星球大战”的经典音乐。防火墙外的YouTube上则出现了音频版。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篇文章，其被删除的命运为何会引发一些评论者口中“网民对审查制度的怒火”，或者说“与网络监管者之间的猫鼠游戏”？

细读《发哨子的人》，被采访人艾芬前半部分自述了最初发现疫情时，她在怎样的情形下将“哨子”发到了医生群体当中，以及自己受到来自官方的“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后半部分则讲述了抗击疫情期间她的所见、所闻、所感。

采用被访对象自述的形式，可以让事件中的细节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情绪与反思可以在来龙去脉中自然流露，但也会牺牲一些情节转折的圆润。加上之前多家陆媒对于“疫情发酵谁之过”的追问已经消耗了公众不少注意力，多篇深度报道让“吹哨人”的概念深入人心，此时再推出与被访者经历直接相关的“发哨人”的说法，是对读者耐心的考验。而“问责”大主题下枝叶更加繁茂，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重复感”。

所以根据大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这篇文章刚发布时，将长文完整读完的人并不多，不少人甚至只是扫了一眼标题。

但群体情绪的爆发就是这么突然，“能看的时候没想着认真看”，成了被删除的“禁文”立刻“身价暴涨”，甚至还引来众多网友发挥各种语言优势来“打call”声援，且当这些不同语言的声援接力亦开始遭删除时，网友们的“热情”似乎被进一步点燃了，不仅脑洞大开（比如精灵语、克林贡语之类），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也从最开始的“心里有气而故意‘逗着玩’的戏谑成分”，逐渐转移至“让更多人了解事件初期发展轨迹以便以后能优化防疫程序建设”的动机，进而上升到对于审查制度与管理方式的不满。

有自媒体认为网友的这种情绪可以理解，“毕竟这是这么大的一场灾难，给每个家庭和个人、企业，都带来了非常深重的影响”，“人们不管是出于对事件起因的好奇，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关注，还是对国家利益与未来长远发展的关切，都有理由了解与这件事相关的更多信息。”

何况文章中被采访人所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完全可以称的上反思疫情防控的抓手。根据陆媒“财新网”的最新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退休返聘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于3月9日去世。此人正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同一科室的同事。

至此，这家医院已有四名医生因新冠肺炎殉职，另有两名医生处于重症状态，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财新”的报道称，这样的数据目前尚难有科学解释，但“与1月20日之前所谓‘外松内紧’导致大量的院内感染有关”，“相关部门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错误信息，让数以百计的医生护士在对疫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全力投入救治，甚至在病倒后也无法上报给这些相关部门知道。”

如果这些医务人员的牺牲都不能及时传递给公众以警惕，反而是让舆论管理部门急着删帖，公众憋在心中的气怎能不爆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不假，但与民意沟通，恰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即便搞不懂这种“古典智慧”，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3月10日视察武汉时的讲话，“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总应该得到认真理解并执行吧？“加强舆论引导”绝不等于删帖，粗暴的一刀切式管理如何能“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

联系此前武汉市委书记“感恩教育”遭网民抵制，反映出的是中国大陆的宣传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大考”中一再发挥欠佳，对于舆论管理，中国的各级官员始终没有搞懂的是，在全世界客观上已经不可逆转的进入泛民主化时代背景下，“信息自由和民主参与是普遍的治理规范，垄断信息和威权决策对人性尊严与意义带来严重挫折，不利于凝聚人心及认同，也不利于治理现代化和政权安全。”

在《发哨子的人》一文中，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暗线：道歉。受访者艾芬受到上级压力，被迫对“冠状病毒”闭口不谈，但后来看到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被病毒击倒，她后悔了，“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与其说是后悔，她实际是向倒下的同事和去世的人们道歉。而在自述的最后，她提到最想听到对她表示道歉的话，却始终无人开口。

艾芬的心情也是大多数民众的心中所想。疫情尚未结束，现在显然还没有到最终划定责任的时候，但作为舆情的管理者，正是需要将一份对公众的歉意时时挂在心头，并通过实际的工作成效，以及在工作中“展现出对国家和历史负责任的方式”，才能争取大家的理解和谅解，回应人们对这件事的普遍关切。引导舆论时不以歉意为前提，仍然把手段当目的，结局只会是舆情管理者遭遇“网络民意游击战”。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提出，“治理调整方向并不是网络维稳力量的无节制投入及网络规章的过密化规制，而是检讨如何与人民相处，如何使网络成为信息共享与民主协商的善治平台。”

所以，尽管陆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认为，“发哨人”的多版本刷屏是一种“行为艺术”，算不上什么大事（理由是中国官民根本利益一致，且最多的网民也必然带来各种网络摩擦），但也有北京的法律学者指出，此次事件的意义已经超出疫情本身，“不是一般性的问责预期”，而是“一种有着明确自治内涵、民主意蕴与现代治理规范性的善治期待。”

这种对于“新治理”的诉求，本质上与“第五个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契合。真正的问题在于“人民对美好治理的追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治理习惯之间存在无法回避的摩擦张力”。上述北京法律学者指出，“政治合法性的人民神学叙事”与“自上而下的维稳控制型治理”已逐渐不适应开放社会的自由、多元、商谈与合作性特征，偏执于追求“秩序”而无法对民主原理“适度开放与吸纳”，会造成治理现代化体系“内在价值容量与制度机动性不足”，因而必须大胆解放思想，改革进步。

在中国社会不断现代化、多元化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果连一篇“发哨文”都容不下，不仅内部“难以建立可持续的合法性政治”，外部也难以获得他国的基本信任与接纳。“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是特殊主义的自我局限，而是普遍主义的自信成长与兼容成熟，是在一个更高处的、更广大的道德与政治存在！”

写到这里，道理已然讲的差不多，为了能与开头呼应，也以一个小故事来充当结尾：

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一位后来名垂青史的领袖要率罗马军团出征，但军饷不够。罗马当时的通用货币是含银量98%的银币，这位领袖用公告的形式告诉罗马公民，为了远征高卢，决定把银币回炉重铸，铸造成含银量很低、主要成分是铜和锡，但面值等同的罗马银币。发完公告，他就带着部队出发了。按照经济学常识，这应该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才对，但根据历史记载，从这位领袖远征到归来的两年时间里，罗马城的利率、物价是下跌的。

北京一家非官方智库的学者将这一反常现象的根本原因总结为：老百姓信任这位领袖，没有形成哄抢，没有形成背叛，没有形成物价恐慌。那么，老百姓为什么信任他？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位领袖一直在打胜仗，但更关键的一点是，“他对人民说了实话，一旦你对人民说实话，人民就天然地愿意信任你。”

在疫情的问题上也一样，当新冠肺炎在中国逐渐褪去，人们需要的是“全部真相”，“而不是按照有关部门授意的方向，罗列部分真相，以便达到特定的目的”。尽管这名学者所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民，配得上全部的真相”令人难以苟同——用好与不好去衡量“人民”本就令人生疑，何况没有谁“配不上”全部真相——但其“一定要对人民说实话，人民会帮你扛着，和你一起迎接新的胜利，迎接新的挑战”的判断，却不失为经历实践检验的硬核真理。

“说实话”既是一种态度，也是具体的行动，大到国家层面的官方报告，小到别让一篇“发哨文”成为反向“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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